两名体格魁梧的年轻人，跪在北半球的地上，背着一枚怀表。这标志着“1906年米兰大赛”（Grand Prix Milan 1906）的传奇殊荣。直至1920年代，大奖图案依然刊载于IWC万国表的目录和告示上。各枚怀表的底部雕刻，亦可见证品牌在1906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上的光荣时刻。
世界博览会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蓬勃，为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平台，呈现出各项工业成果和流行产品。1851年，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万国工业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此后，有近40个类似的活动相继于欧洲、美国、澳大利亚联邦举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
1879年，IWC万国表首度于新南威尔士省的悉尼参加国际展览会。此后，沙夫豪森的腕表在多个博览会上均勇夺殊荣。1906年在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el Sempione展览夺得的大奖是众多荣誉之中最瞩目的一项。这绝对是个赫赫有名的奖项。《Swiss Official Gazette of Commerce》便对得奖者有过这样的报道：“金牌联合得主：J. Häberli, J. Vogel 及 Urs Hängg”。
—Jean Häberli 和太太于朗根塔尔（Langenthal），由摄影师Jos. Gschwend拍摄
“首席调校师”JEAN HÄBERLI于百多年前为IWC万国表赢得多面金牌。今天，他的曾曾孙女也于沙夫豪森表厂工作。
钟表技师Johann Vogel及企业家Urs Hänggi均生长于索洛图恩（Solothurn）。他们的名字在IWC万国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81年，Johannes Rauschenbach-Schenk的父亲逝世，他于25岁时接管表厂，并聘用Vogel和Hänggi二人。另一个今天较少受到注目的人物是Johann，又名为“Jean” Häberli。他以“首席调校师”（即首席计时员）的身份前往沙夫豪森，及后于1893年以同样身份获Rauschenbach邀请加入公司。
Häberli的父亲在伯尔尼汝拉地区（ Bernese Jura）Reconvilier镇当钟表技工。Häberli从低学起，研习制表工艺。他在比尔（Biel/Bienne）附近的Madretsch镇工作，进入及后名为Seeland钟表公司的表厂后，逐步成为技术精湛的计时员，名声日增。他在亲手撰写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在沙夫豪森时，我是一名体魄强健的38岁男子。”这本日记后来出版成逾160页的著作。
Häberli在1929年离世前不久开始执笔，他解释是要为13名子女留下回忆。他的随笔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和工业历史，带来有趣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他的一字一语记录了他当时的工作概况，以及在IWC万国表办公室和厂房内，因技术问题和人际冲突而产生的分歧。
作为首席计时员，Jean Häberli负责品牌腕表的精准计时工作。相比今天，这项任务在那个年代可谓极之艰巨。当时，没有电子量度仪器实时显示摆轮幅度是否无误，又或是摆幅的时间长度是否准确，更不清楚在各个位置测试时，腕表每天走快或走慢多少秒。他唯一可以参照的是精密摆钟或怀表。其余的都必须依仗知识、经验、灵巧手艺和直觉。
—Jean Häberli 在当时负责沙夫豪森钟表的精准计时工作。就如这枚 Lépine开面式腕表，搭载52型机芯
我打造的两枚时计，赢得全年最高殊荣
IWC万国表从未提交特别制作的钟表参加测时比赛，而是定期将大量的怀表送往纳沙泰尔（Neuchâtel）等地的天文台，委托进行精准测试。测试证书往往写上“结果非常良好”的评价。Jean Häberli在1895年撰写的文章曾自豪表示：“我打造的两枚时计，赢得全年最高殊荣。”三年后，他述说：“除了Herculean计划外，我制作过171枚荣获纳沙泰尔和日内瓦测试证书的时计。”获天文台认证为精准的时计，是优质的标记。
Jean Häberli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在回忆录中从没掩饰他对某些员工和经理的看法，他在介绍文章中写道：“我认为那位技术领班能力不足。”不论是法语或德语，他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其他同事，经常称呼他们为“笑话”（“blagueurs”）、“无赖”（“filous”）或“可悲的某某”（“traurige Finke”）。在他带领下，他为IWC万国表设定了最高的精确标准，他对折衷办法亦从不妥协。他在1898年的文章说：“那些进食时也会睡着的人，我实在用不着。”他亦提及工坊的整个团队：“我对他们绝不客气。要么依我指示办事，要么退出。”
—多年来，IWC万国表目录均可找到“1906年米兰大奖”的踪影
—IWC万国表工坊的外貌，摄于1924年。计时员在装置腕表机芯时，其中一项最艰巨的任务：调整摆轮游丝，直至运作准确及平均为止
Häberli的地位德高望重，但当他在IWC万国表工作愈久，他便愈觉得管理层没有完全欣赏他的技艺。他在1908年、获得“米兰大奖”两年后说：“我越来越觉得不公平。”他认为遭人夺去米兰大奖的金牌是奇耻大辱。他正式请辞，却在翌日返回“与自己非常亲密”的公司，并签订新合约。
Häberli与品牌确实关系密切，他近三分之一的家族成员曾在不同时期受雇于IWC万国表。位于沙夫豪森的IWC万国表博物馆入口，摆放着整个世纪的员工名册，内里不单列出 Jean Häberli的名字，还有他两名儿子Hans和Ernst，以及三名女儿Marie、Alwina和Mina。生于1886年的Ernst Häberli，跟随父亲的步伐，成为IWC万国表学徒，后于1907年前往纳沙泰尔钟表学校进修，至1920年代担任品牌的首席计时员。
Jean一直不愿退休，但终在解雇的威胁下，于67岁时离开公司。他在回忆录中不禁慨叹：“我还可做什么？”他认为接二连三拒绝离职，会影响他在IWC万国表 工作的亲戚。Jean的孙儿、Ernst的儿子Erich Häberli，记得家庭中不断有人提及，祖父离开的条件，是要让儿子继承其位。
除了Ernst外，Jean Häberli的多名后人中，没有一位继续为表厂服务。然而，经过四代之后，这位前IWC万国表首席计时员的后嗣终于再度加入公司。Yvonne Caillet拥有超过18年的机芯组装经验，她曾装置过5000型机芯。她看到陈列的员工名册，才知道自己与IWC万国表的著名功臣有着关连。细阅之下，她发现Jean Häberli女儿Mina的照片。“她是我的曾祖母！”而Jean Häberli正是她的曾曾祖父。
—Jean Häberli的女儿Mina 亦曾于沙夫豪森 IWC万国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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