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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ra x IWC万国表 – 形式、功能与设计
Vitra首席设计官克里斯蒂安·格罗森(Christian Grosen)与IWC万国表创意总监克里斯蒂安·克诺普(Christian Knoop)深度对话。
近期，IWC万国表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跨界联袂呈现：以杰罗·尊达(Gérald Genta)标志性的工程师SL腕表(Ref. 1832)为灵感的IWC万国表全新工程师系列，与包括维纳尔·潘顿(Verner Panton)设计的“锥形椅”和“心形锥形椅”在内的多款Vitra家具，共同陈列于约翰·劳特纳(John Lautner)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希茨-戈德斯坦住宅之中。此次同台亮相不禁引人发问：制表商与家具制造商之间究竟有何共同之处？
为探寻答案，《IWC万国表期刊》邀请了Vitra首席设计官克里斯蒂安·格罗森(Christian Grosen)与IWC万国表创意总监克里斯蒂安·克诺普(Christian Knoop)展开对话。两人的分享涵盖经典设计、建筑、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十诫”，以及IWC万国表设计理念核心“形可依，技可循”。
迪特·拉姆斯与好设计的情感维度
关于“什么是好设计”这个问题，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总结出了著名的“设计十诫”。如果他在今天再追问这个问题，答案会不同吗？
格罗森: 如果是关于实物产品，他的“设计十诫”仍然十分全面且依旧适用于当下时代。拉姆斯强调理性与克制，但“设计”的范畴在今天远远大于往日。在我看来，他的十条原则里缺少了对产品情感维度的考量。现在人们选择产品，往往是因为产品承载了身份认同、深层意义、归属感或对某种理想的向往。
克诺普: 对我来说，他的十条原则里最模糊、也最有挑战性的是“极简”。可以把极简解读成“去除一切冗余”。正如格罗森所说的，情感层面的考量至关重要。这可能意味着为一件作品增添额外的材质或细节，从而唤起情感共鸣与联结。
这一点在我们制表业尤为真切。机械腕表已不是查看时间的最简约方式，但它在传承、工艺与品牌层面却有巨大的价值。所以我更倾向于换成“纯粹”这个词。“纯粹”更能聚焦真正重要的东西，更能呈现品牌和客户珍视的价值。
人类的基本需求
有些设计历久弥新，数十年不衰；而有些则短短几年便淡出视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设计与昙花一现的设计，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克诺普：一件设计作品能够历久弥新，在于审慎选用材料和技术，也离不开鲜明的辨识度和个性。这样的设计应当能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新设计和新产品涌现，最终把漂亮产品和成功产品区分开来的，是产品的独特性，是那份让人产生认同感、牢牢记住的特质。
格罗森：一件产品能经久不衰，根源在于洞察到了超越潮流的人类基本需求，也就是那些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关键在于发现这些基本需求的能力，无论是功能性的还是情感性的。在优秀产品层出不穷的当下，产品的独特性至关重要。让一件产品脱颖而出的是什么？是它们与人形成的那份联结。
这往往与突破性新技术或新材料的发现息息相关，技术和材料的进步改变了人们感知产品以及与产品互动的方式。至少二战后家具行业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当时，新技术与现有技术全新组合，例如胶合板和泡沫材料的使用，一下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也决定了家具行业的发展轨迹。
克诺普：腕表行业也类似。采用全新机芯技术的达文西万年历腕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首款全黑陶瓷飞行员腕表Ref. 3705，都是如此。正是这些新材料和新功能让产品成为标志性的里程碑作品。
关键是着眼宏观长远趋势，而不是眼下的短期潮流。跳出当下，从更高视角审视社会在更长时间维度里真正发生的变化，这对保证产品的恒久价值至关重要。这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一直在努力靠近。
平衡之道：形可依，技可循
最为经久不衰的设计，往往是大胆创意与有限技术进行深度融合的结果。在您二位的作品中，这两种力量是如何交互的？
格罗森：对我来说，工程和设计同等重要。有时，一项技术发明成为深入研发的催化剂；有时，一个设计愿景在与工程团队的对话中逐步迭代。无论哪种方式，在Vitra，成功产品的最终呈现，必定是设计与工程完美融合的结果。
克诺普：我深有同感。我一直追求形式和技术达成良性平衡。新产品研发过程会涉及大量不同领域间的协作，不仅有设计师和制表师，也包括工业、采购和客户服务等部门的专家。这难免偶尔产生摩擦，但得益于各方的宝贵洞见，我们最终才能创造出更优质、更成熟、更贴近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
建筑：沉浸感
对二位所在行业而言，建筑意味着什么？
格罗森:谈论家具，很难脱离家具所在的语境，而这个语境往往由所在的建筑决定。因此，建筑不仅是我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也是设计家具时始终要参照的对象。
我们通过现代建筑来探索当代公寓的空间格局。今天的居室房间格局与五十年前截然不同，这催生了新的家具类型。在Vitra，我们拥有设施齐备的维特拉设计园区和维特拉设计博物馆，凝聚了众多知名设计师的智慧，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安藤忠雄(Tadao Ando)等很多设计师，以及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等著名建筑事务所，都参与其中。建筑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和产品设计。
克诺普：于我而言，建筑首先最重要的它有沉浸式特质，这是腕表所不具备的，因为人不可能走进腕表。但你可以走进一座建筑，用所有感官去体验它；这种体验非常强烈，令人着迷。我个人之所以痴迷建筑，正是因为它以这种多元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当你步入一个空间，它要么让你着迷，要么让你敬畏，会调动你全身的感受。建筑能唤起非常强烈的情感。
精品店、旗舰店或巡展空间，可以让人沉浸于品牌世界之中。当宾客走进我们150年历史的总部大楼，来到建成八年的制表中心，都会深受触动。这是讲述品牌故事、展现品牌的重要方式。
材料：一个特殊的角色
伟大的设计师谈到材料时，往往把材料看成一个协作伙伴。那么，对于塑造设计的独特性而言，材料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格罗森:材料至关重要，它们影响着产品的整体体验，包括质感、重量、强度、触感温度以及握持感受。家具是用身体来感知的产品；你触摸它，感受它的柔软度。材料产生的声音也是如此，敲击聚丙烯和敲击聚碳酸酯的体验截然不同，你能立刻分辨出是真品还是仿冒。因此，材料的确就像是一个协作伙伴。
克诺普：如果要让产品传承数十年、数代人，那么材料的作用就尤为特殊。我们对材质的耐久性和品质要求极为严苛。新材料在运用到产品之前，需要经过长期深入的测试。怎样检测确保一款材料能否历经百年考验？我们通常选用已经广受认可的传统材质。
IWC万国表以材质创新著称。20世纪80年代，我们率先引入彩色陶瓷，并携手知名汽车设计师费迪南德·亚历山大·保时捷(Ferdinand Alexander Porsche)开创了钛金属腕表。钛金属与陶瓷这两种高科技材质，至今仍在我们品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来，我们又继续拓展了更多钛合金领域，研发出专有材质Ceratanium®瓷化钛金属，集成钛和陶瓷的优良特性；又开发出Ceralume®夜光瓷；还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合作，研制出CMC陶瓷基复合材料。材料创新不仅植根在我们的品牌传承之中，更指引着我们的未来方向。
融入到个人故事里
人会因为什么与一件物品建立持久的情感纽带？
格罗森: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与一件产品之间的联结越深，它便越能成为你个人故事的一部分。这跟产品本身的金钱价值没有关系，只关乎你与它共同经历的生活。
克诺普：这种主观性和个体差异是最美妙、最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们的顾客面对同一款过去的或者当下的产品系列，会有截然不同的个人体验。对我而言，这恰恰表明人们在相同的产品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情感联结很动人，能见证这种联结也很让人激动。
想象一下，假如五十年后有人看到你设计的一件作品，你希望他们如何评价它？
格罗森:我希望他们会说，这件作品对他们来说仍然适用、仍有意义，而且我希望它已经演变成某种能引发情感共鸣、让人舍不得放手的存在。这样是最好不过了。
克诺普：作为设计师，我们每天清晨醒来都希望设计出一件能流传五十年甚至更久的经典作品。就让时间来检验吧。
常见问题
IWC万国表与Vitra之间有什么联结？
IWC万国表与Vitra都致力于打造隽永设计，执着于卓越工艺，坚信功能性物品应同时具备卓越技术与恒久美学。两个品牌都崇尚在坚守设计理念的同时也不断创新，致力于打造能世代相传的作品，而非追随一时的潮流。
能介绍一下“形可依，技可循”这个理念吗？它对IWC万国表而言意味？ 2
“形可依，技可循”是IWC万国表工程师系列的核心理念与宣言，代表着设计（“形式”）与工程（“技术”）的完美融合。这一理念在工程师系列得到了充分体现。杰罗·尊达的设计与IWC万国表的技术在该系列成功碰撞，呼应了迪特·拉姆斯的“设计十诫”以及IWC万国表的整体设计哲学。
杰罗·尊达的设计与戈德斯坦住宅，在哪些方面与IWC万国表的品牌特质产生了共鸣？
杰罗·尊达的腕表设计和戈德斯坦住宅的建筑风格，都注重线条洗练、工程考究、设计隽永，是融合创新与工艺而创作出的经典作品。这些特质与沙夫豪森IWC万国表的制表理念不谋而合。在IWC万国表时计中，技术的精准与设计的深意始终相辅相成。
